1941年，欧洲战火纷飞，苏联在与纳粹德国的血腥战斗中节节败退。希特勒的军队势如破竹，苏联红军多次在战场上失利。斯大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他不仅要应对德军的猛烈攻势，还时刻担心日本会在远东地区发动攻击，夹击苏联。

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，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寻求援助，希望通过中共的军事行动，牵制日本，从而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。然而，毛主席却在考虑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，委婉地拒绝了斯大林的多次请求。

1941年，德国的进攻逐步逼近莫斯科，斯大林的担忧愈发加重。那年秋天，斯大林首次向毛主席发电报，请求中国派兵破坏北平、张家口的铁路交通，以阻碍日本军队的行动。毛主席收到电报后，决定给予适当的回应。他派遣彭德怀将军去处理此事，但同时明确指示：“战略上配合可以，战役上不必纠缠。”毛主席深知，面对强敌，保留实力至关重要。

此时，苏联红军经过一系列血战，虽然在列宁格勒、基辅、敖德萨等地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整体战局依然不容乐观。德国集结兵力，准备进攻莫斯科，苏联再次陷入危机。1941年年底，斯大林第二次向毛主席发电，要求中共军队在长城一带集结，以监视日本动向。然而，毛主席清楚，苏联的担忧并非完全合理。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经分身乏术，根本无力再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。

随着战局的恶化，斯大林的焦虑也在加剧。1942年5月，苏联前线告急，日本军队可能进攻中苏边境的传言更让斯大林不安。他第三次致电毛主席，希望八路军开赴南满，以应对可能的日本进攻。为此，斯大林还派出特别代表前往延安，施加更大的压力。然而，毛主席并未改变立场。他坚定地认为，八路军的任务是保卫中国革命，而不是为苏联的战局做出无谓的牺牲。

“八路军有责任配合苏军，但绝不能进行无谓的牺牲。”毛主席的这一立场显得格外坚定。他深知，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，国内局势复杂，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骚扰不断，物资匮乏，革命根据地频繁遭受自然灾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冒险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。

1942年夏天，希特勒集中力量，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猛攻，苏联的战局更加危急。斯大林再次电报毛主席，请求中国出兵。这已经是斯大林第四次请求中国出兵，但毛主席依然未同意。斯大林提出的计划是让八路军前往内蒙古与外蒙古交界处，接受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。然而，毛主席明白，这样的行动风险极大，八路军在途中就可能被敌军截杀。

几个月后，斯大林不甘心，又第五次发电报给毛主席，这次他请求派遣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前往蒙古，接受苏联的武器支援。然而，毛主席仍旧坚持不出兵，他看透了这背后的风险，任何稍有不慎的举动，都可能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。

时间进入1942年年底，苏德战场局势迎来关键时刻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，苏联红军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。尽管如此，斯大林依然无法摆脱对日本的担忧。为了确保东部安全，他第六次向毛主席发出请求，希望中共派兵至长城一线，牵制日本。毛主席在反复权衡后，决定适度回应苏联的请求。他同意派出部分兵力前往长城一线，这既是为了帮助苏联，也是为了确保中共军队能够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。

毛主席的六次拒绝，让斯大林对这位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新的认识。斯大林逐渐明白，毛泽东的战略眼光非同一般，他对中国革命的长远考虑深远而慎重。尽管斯大林一再请求援助，但毛主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这份冷静与坚持，最终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。

斯大林后来不得不承认，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。尽管苏联在战争中饱受打击，但日本最终因太平洋战争的泥潭而无力对苏联发动进攻，斯大林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。而毛主席坚持不做无谓牺牲的策略，则确保了中国革命的顺利推进。